忆苦思甜,我和我的父亲母亲 —纪念建国69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

http://www.qnw.cc   来源:   2018-10-06 21:47:31

忆苦思甜,我和我的父亲母亲

——纪念建国69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

作者:胡威 2018年10月1日

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,共和国69周年。今年也是一个特别的年份,改革开放40周年。坐在双峰大汉城市广场美美口腔的办公室,看着外面和森大道熙熙攘攘的车流,听着耳畔美女医生们洗牙的超声波,忽然想起双峰电台王台长的嘱咐,“请你以一个80后的口吻,写一篇文章,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,节后上电台访谈直播”。

写一点什么呢?我陷入了沉思。

我出生于1982年10月24号,农历的9月初8,听我妈妈说是吃完早饭8-9点中的样子,算八字常说的辰时。出生的地方,就在自己家,我童年生活的老房子。负责接生的,是村上书记的夫人,一个姓朱的伯母,现在还健在。那一年,改革开放已经4年了,可惜我们家还没有富裕到能去县人民医院生娃的经济水平,可能是因为没有医保,也没有生育补贴,为了省钱,大部分农村家庭还是宁愿冒险在家生。这样的生育条件,我想,肯定是有不少母亲,为了后代,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。我熟悉的一个朋友,其母亲就因生孩子出血过多而去世的。想想,那时候的母亲,真不容易,可以说是受难日。

记忆中,我的童年是在捣蛋中度过的,各种掉水坑,掉厕所,掉臭水沟,各种玩火烧坏了新衣服。听奶奶说,我小时候脸皮很厚,嘴巴甜,见人就喊,经常跟着陌生人跑。家里农活比较多,担心我丢了,没得办法,就拿一根2米长的绳子,系在我的腰上,另一头摔在大门门框的锁扣上。于是,以门框为中心,以2米为半径,在方圆12.56平米的版图内,我经常一坐或者一躺,就是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。直到家人散工,我才获得自由,跟着家人去井里挑水,去池塘洗菜,跟着做饭。有一次,我跟着姑妈去挑水,一个猛子没刹住车,直接冲到井里面,把大伙黑石吓了一跳,倒是自己不哭不闹,没事一样。很早的时候,我就学会了狗刨式,还突发奇想,把家里盛米酒的塑料酒桶,当游泳圈,拿两条毛巾扎紧在肩膀上,状着胆子,游到了池塘中间。为了游泳,把满桶的白酒,全部倒到脸盘里,搞得满屋子都是酒味,被老爸扎实训了一顿,然后把酒又灌回酒桶,还偷偷喝了几口。那时候,游泳的场地就是池塘和河边,从来没看到过游泳池。而今,双峰一个的县城,就有了五个游泳池,其中双峰体育馆、神龙酒店的都是室内泳池。相比之下,那时候池塘和河里面的水,清澈见底,不亚于现在的星级游泳池。这些年,我们才慢慢意识到,青山绿水是多么珍贵。

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,小时候,很流行叫或者拜干爷(干爹),一般男孩子都有干爹,说是八字更稳。而我的干爹,就是我爸煤矿的同事,一个姓刘的叔叔。刘叔叔是河对面村的人,经常散了工就到我家坐坐,打打字牌,喝点米酒,扯扯淡。我奶奶就说,我家威伢子叫你干爷吧,那时候我也不懂啥啥,反正大人让我喊就喊。后来,也没有举行正式的拜祭礼,一喊就到现在,彼此也成了重要的亲戚。几十年以来,过年过节过生日,都有走动,碰上盖房子,做酒席,打井,搞双抢等大事情,都有干爹夫妻的身影,亲如一家人。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交往,还真有点侠义,民风比较单纯和真诚,邻里街坊之间也是经常串门,吃饭的时候都是相互跑人家家里夹菜的,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,也留下了很多童年的记忆。

现今城镇化的小区生活,一进家门就关门,老死不相往来。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全球第二,信息互联网也越来越发达,但是这些年我们却常常回想,那些年最简单淳朴的亲情和乡情,我们常常想起,当年那个院子,那个单元,那个弄子,那一群无话不说的小伙伴。这些年,我们把太多精力放到了经济建设上,太过于看重物质文明,却忽视了亲情友情和心灵交流。这或许是发展中不得不面临的阵痛。

1987年,我开始上幼儿园,那时候的专用术语叫“上红孩子”,只上一学期,学费好像是5块钱。学校就是村上的洋荆小学,依山而建,后面是村上的最高峰大仑山,杉树密密麻麻,还夹杂了不少山楂树,是我们童年摘猫耳朵的乐园。学校其实就一栋教学楼,再加上山坡上的一个厕所。清晰地记得,教学楼是一栋两层的红砖青瓦的房子,只有四个教室和四个教学办公室,一半的办公室其实是留校老师的宿舍。我们幼儿园的教室,是教学楼西侧临时搭建的屋子,只有一层。四五年级的时候,学校来了一个新校长,姓彭,颇有作为,凑了点经费,把幼儿园的棚子拆了,把教学楼加长了一弄,终于有了6个教室,这样,从一年级到六年级,每个年级都拥有了自己的教室。只是我一直没搞明白,之前难道学校几个年级共用一个教室吗?教学楼前面有一个操场,操场四周种了美人蕉,春夏交集的时候,红花绿叶,清香满园。靠近围墙的角落,是一大片竹林,这是我童年体育课逃课的好地方。老师们经常发现,学生做完操,就不见人影了。

只是到了前几年,随着计划生育的成效不断凸显,学校生源越来越少,以至于一个年级才七八个人,于是临近村的小学,就开始合并。我们村的小学,被合并到了隔壁的何家村小学,淡然退出了历史舞台,闲置了一段时间,几经折腾,做过养鸡场,现在成了村民活动中心,建立了图书馆和阅览室。只是我还没去过,总担心书里面是不是夹着鸡屎的干货。

我们的小学,已成古董,而从这里起步的学子们,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教育制度的改革机遇,特别是上学资格不再看学生阶级成分、高考资格不再实行领导批准,而实施自主报名和大学扩招等政策,不断刻苦努力,过长江过黄河,而今已是人才济济,遍布各行各业,大江南北。其中,就有1988年娄底的理科状元,本科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,而今也是资产过亿的实业家。其他如中南大学、湖南大学、湘潭大学、南华大学、湖南农业大学、昆明理工大学等,更是比比皆是。而这些大学生的后代,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有考上了清华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电子科技大学和美国的常青藤大学。就说我们家,从爷爷下来的父辈三兄弟,父辈全是小学和初中学历,而到我们这一代,基本上都有了大学本科学历,有2个研究生(我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,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,二伯的儿子是江西理工大学研究生),3个本科生(大伯的女儿先读中专哈尔滨铁路卫校,后衡阳医学院本科,二伯的女儿高分考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,我妹妹毕业于南华大学),1个中专生(大伯的儿子当年也是班上第一名,中专毕业,现在供职于政府部门)。只有大姐胡利华,没有深造,但是术业有专攻,现在已经是全县有名的永丰辣酱制作能手,在县城拥有数千平米的房产,已经实现了小康生活,没有拖时代的后腿。时代就是这样,并不是我们的父辈不会读书,而是饭都吃不饱,能活下来就烧了高香了。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,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和教育制度改革,遇上了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大时代。

1994年,我小学毕业,进入永丰六中。我记得初一新生报名的红榜上,我的名字在31班的第2个。我们那一级是三个班,30、31和32,我伯伯的女儿建华是32班的第1个,根据从高分到低分分班的惯例,可以推断我在年级排名第5,姐姐排名应该是第3。我能进前五,对于童年爱捣蛋的我,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惊喜。小学六年,我有五年一直是没上路的,语文曾经得过7分,用我妈妈的话说,一年级写3字都写了几个月才写好,我可以毫不隐瞒地说,我基本上包揽了班上倒数第一这一宝座。只是到了六年级,因为遇到了一位很温和的彭翠英老师,我忽然之间就开悟了,一下子懂事了,明白了读书的重要性,找到了读书的乐趣,一年之间,从班上倒数第一上升到了班上前三。现在回想,那阵子,估计着实让一直霸占第一的姐姐建华同学,感到了莫名的惊诧。进入初中后,我们两个更是“明争暗斗”,你追我赶,由于我不太喜欢英语,第一次英语考试居然得了31分,跟班级号码完全吻合,我姐那时候不仅是32班第一雷打不动,在年级也是数一数二。不过,我初二又遇到了一个不错的英语老师肖求谷先生,他给我补课,我英语成绩赶上来了,一下子成了31班雷打不动的第一,有三个学期,我甚至保持了年级第一的江湖地位。现在回想起来,我的成长,要感谢我这个只比我大8天的姐姐,如果不是她在前面给我带了头,给了我压力,我估计也不会那么发愤图强。

1997年,香港回归祖国怀抱,可能是太过于激动,这一年,我居然把中考志愿填错了,限招女生的长沙师范幼儿教师专业,被我放在第一志愿,而有把握能录取的娄底师范,我写到了第二志愿。后来的结果是,我被第三志愿岳阳东南化工学校录取。录取通知下来后,我却觉得姐姐考得学校好一些,而我本来分数不低(总分700分,考分675,比我姐姐多6分),所以我就认为这学校不能去读,不然跟姐姐相比我就输了。我不能输,我就读高中。现在想,如果我去了岳阳,凭我的智商,估计现在也成了巴陵石化的中高层了,或者成了个加油站站长了。

在这里,我想停顿一下,系统总结下,从我小学到初中毕业,我眼里的家庭经济状况。父亲母亲都是农村出身,都只有初中学历,用人力资源的话讲,实际上就是没有稳当职业和特殊技能的农民。过去四十多年,父亲做过不少行当,起先是矿业工人。我们村在60-80年代,有一家很有名气的群益煤矿,当时在县里都是数一数二。父亲20多岁的时候,就在煤矿干活,据说还学了点电工常识,以至于后来还当过村上的电工。这大煤矿在我们村,还是有很大的无形资产,据说当年我们村上的男青年相亲成功率很高,丈母娘都想着嫁个女儿过来,这辈子烧煤就不愁了。只是没想到,煤矿的储量不是很给力,80年代末期就基本上资源枯竭,还搞得很多家的房子开裂,成了危房。父亲在成家后,还买了一辆拖拉机,经营煤炭生意,有一次还翻到了路边的田里面。后来,跟几个邻居合伙,还开过一家小煤矿。我现在还记得,五六岁的时候,跟着父亲去煤矿守夜,煤矿里面有不少极其厚实的白色饭碗,怎么摔都摔不破,还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夹电线的夹子,是小时候上等的玩具。只是这小煤矿,也没经营多久,可能是因为洞口海拔过高,挖几下就得打竖井,成本太高,就关掉了。有一段时间,父亲还想跟人合伙搞石灰窑,窑基都挖好了,却因为附近居民反对没搞成。

80年代后期,父亲买了一台很笨重的耕地机,用双峰话讲,叫“机滚船”,一个柴油机装载在一个铁船上,后面配上一对滚子,用皮带连接,铁船前段安装一个很锋利的方向盘。跟现在轻便的耕地机相比,这样的机械实在是太笨重,也很危险。因为质量过大,很难控制,有一次就直接冲出了田坎,翻在另外一丘田里。好在父亲真的是机灵,每次都能提前跳车或者跳机,人无恙,没有留下疤痕。90年代初期,在我十三舅公的带领下,父亲跟着去了广西柳州做生意,实际上就是倒卖日用生活用品,在批发市场买进电饭锅、麻将、铲子、勺子等七七八八,装在一个网状的袋子里面,拿扁担担着去柳州的厂矿区走街串巷。父亲一般在春节正月十五之前过去,要到过年前一周才回来。有时候因为春运太堵,就改在暑假回来,顺便在家里搞双抢。每次回来,都带几十个广西的菠萝,让我跟妹妹在朋友圈中能神气大半个月,天天有菠萝吃,有一年因为实在是吃得太多,嘴巴肿得像猪八戒一样。1995年,父亲听说厦门的生意好做,就改去了厦门,起先也是挑担子走街串巷,后来开始在台湾街摆地摊,人轻松一些,收入反而有一些增长。父亲的收入,我是很有印象的,因为每次回来,当天晚上都要给他数钱,以前一年收入也就七八百元,另外还有几百元的国库券,据说是柳州矿上发给员工的。而厦门回来后,多的时候有两三千元。想见那时候的收入水平也确实不高,一天能赚100元就非常可观了。

1996年,由于我家老房子是土砖房,加上地下水异常丰富(我老家堂屋就挖过一个1米深的小池子,地下水自动冒出来,几分钟就半米深),曾经发生过倒塌,在我爷爷奶奶的再三要求下,父亲从厦门回来,开始筹备建房子。建房子总的花费好像是3万多元,那时候的肉价应该是3元左右。建房,首先就是做砖头,挖黄土,浇水,然后用脚踩,踩熟了之后就开始把泥巴分成一坨坨,然后用力把坨坨砸进框子里面,然后用钢丝划开,再用木板把砖从框框里面压出来,端到阳光下晾晒。记忆中,我和妹妹主要就是负责搬砖,妈妈负责浇水踩泥巴,父亲和干爹负责砸泥巴到框框里面。

等到砖晒干,就要开始烧砖窑,把煤炭和生砖用一种专业的方式,垒成圆柱形的砖窑,四周用土砖围起来,再用钢丝绑定绕一圈,等到封顶,上面放一些黄土盖住,然后就在下面点火,等底层煤炭烧红了,就拿泥巴把底层通道密封,然砖窑热量往上传递,直到把顶部的黄土烧成红土,这砖窑就基本成功了。也有一些因为煤炭放多了,烧成了一团砖头铁牛,成了不能使用的畸形,有一些因为煤炭放少了,或者下雨进了水,砖还是生的,或者变成了粉红的,一碰就碎。好在我们请的师傅水平不错,天公也作美,我们家烧了两个砖窑,效果都还不错。

而其他建筑材料,包括屋脚基石、钢筋、水泥、青瓦、木材、钉子等是需要外面买的。我记得,做门框和屋顶的木材,是从外婆家村上买的,100多棵杉树,请了一个老爷爷,做成两个木筏子,顺着湄水河漂流了一天,在犁头咀电站上岸,然后用车拖到了我家附近公路,父辈们再一根根,背到新房宅基地。我常常想,那时候如果先修通马路,是不是更加明智?那时候的父辈,肩膀怎么如此厉害?数以百吨计的材料,靠肩膀,一担一担挑,肩胛骨都能磨平,真的是有愚公移山的气魄和吃苦精神。只能说,当时经济实力太有限,劳动力太过于廉价,只要是自己劳动力能解决的,就不要花钱,哪怕是一劳永逸的修路。我记得,当时家里合计也就2万多元,找里里外外亲戚东拼西凑,这个借500元,那个借1000元,能借2000元的都是巨额。盖完房子,家里欠了不少债,一直到我2001年上大学才基本还清。所以,那时候,是根本没有财力先去修路的。何况修路需要占地,牵扯到村上两个不同村民小组的田土,需要两个小组全体成员的签字同意,那时候父辈的关系能量还不足以做到。直到2006年,我在人大上研究生期间,协调村上领导大力支持,才顺利把田地兑换成功,修路到了家门口,一劳永逸地解放了肩膀。现如今,父亲的三轮车,耕地机,都可以从家门口直达田埂上。2016年,我出资10万元,把马路改造成了混凝土水泥路,也顺便把家门口蓄水的池塘周围做了维修。现在的马路,既可以给家人邻居散步,还能当成晒谷场,可谓一举多得。

父亲自1996年建完房子后,不知道啥原因,可能是因为照顾家里吧,没有再回厦门。而在他后面去的很多亲戚朋友,赶上了厦门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,从事批发或者经营超市贸易等,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千万富翁,也有一些误入歧途经营假证,成了双峰走马街假证之乡的始作俑者。父亲在家,一面务农,一面在街上摆地摊,卖皮带,到了冬天,就从株洲买地毯,给老百姓现场剪脚垫。2001年我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,有一年,因为母亲帮北航一个老乡带孩子,父亲在家一个人难受,跑来北京,在北航附近的五道口摆地摊卖过皮带,晚上还在北航后勤中心做过一段时间勤杂工。

在我工作后,家里经济条件日渐好转,有一年春节,我一口气给家里买了大屏幕彩电和洗衣机,花钱把老式的深坑厕所改成了抽水蹲坑厕所。妹妹毕业进入县人民医院工作后,家里就彻底没啥经济负担了,父亲又开始回归了务农,还承包了家门口的池塘,种玉米、花生、油菜、香瓜和稻谷,承担了亲戚朋友的粮食油料供应。好在现在除了插田和打农药,耕地和收割都实行了机械化,劳动强度大大减轻。父亲母亲两人,今年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种了7亩田,收获了8000多斤粮食,亩产过千斤。与此同时,父亲还包揽了我们美美口腔医院28个员工的中餐,每天4-5点就起床买菜。用我岳父的话说,你爸就是老黄牛。可喜的是,父亲劳动虽多,身体还一直挺好,2015年去我经营的长沙正和骨科医院体检,医生刚开始怀疑他心脏有问题,后来仔细检查,说我爸爸的心跳类似运动员,次数不多,肺活量可以。母亲身体也还不错,只是因为担子挑多了,腰椎间盘有些突出,前年在正和骨科做了几次治疗,这些年也没有再复发。原来牙齿也不是很好,经常牙龈出血,以致我还一直以为妈妈不喜欢吃苹果,在我们美美口腔刘院长的治疗下,现在也完全好了。对于他们来说,最大的幸福,莫过于身体好能吃能喝能睡还有钱存。

前些年,在村党委的推荐下,父亲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担任了村民小组组长。村上党支部组织去韶山、花明楼等地,参观学习,还写思想报告。对于父亲这些年的经历和进步,我是感到很开心的,当年没有机会上学,现在终于捡回来了。纵观他过去这六十年的折腾,从事小商小贩,赚点微博的收入,勉强维持家庭开支,错失了很多发财的机会,几乎没有成就啥事业,也没积累较大的财富,但是我感觉到,这其实是大部分人的轨迹。因为那时候,他没有学历,没有背景。即使有胆量创业,也不见得敢去借钱,即使敢借钱,也不一定有人借给他,何况他还要负责我们兄妹两人的学费,压力让他不敢有太多的冒险。好在一切都平稳过来了,我们兄妹两个都考上了大学,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事业。他很开心,他虽然自己成不了企业家,没做成富豪老板,但是他把儿子女儿培养出来了,可以安享晚年,也是一种很惬意的人生。这也印证了,要成就贵族,不是一代两代,往往需要三四代人的奋斗和沉淀,前面的注定是铺路石。

而我的母亲,因为我的父亲,无疑也是一个很平凡的农村妇女,不过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母亲。母亲在外婆家是老小,上面有姐姐和两个哥哥,外公在她一岁的时候因三年灾荒被饿死。母亲从小跟着外婆长大,完整继承了外婆勤劳善良的品德和性格。父亲在广西柳州和厦门做生意的那些年,母亲带着我和妹妹,跟爷爷奶奶住一起。因为善良的性格,将千古难解的婆媳关系处理得很好,2014年爷爷83岁过世,弥留之际还说要感谢我母亲,住在一起几十年,没有红过脸吵过架,是我母亲的贤良,表示感谢。

母亲没有出去做过生意,几十年基本上是活动在屋门口,主要的生存形式就是务农种地和喂猪。教育方面,因为我爷爷是退休老师,父母基本上没有操心,家长会都很少去过。为了补贴开支,母亲常年养两头猪,当时叫洋猪,大概就是大约克之类的品种。一般是春节后买进小猪仔,喂到8月底,在我和妹妹开学之前卖掉。一头猪能长到200多斤,毛猪的价格也一路从2-3元,涨到了8-9元。有一年寒假,我突发奇想,跑到我家猪圈,想训练骑马,可是结果很扫兴,猪被我吓得左冲右突,我还没骑稳,却一头撞在墙壁上,额头搞了个大包,导致一个春节都不敢喝外婆家香甜可口的糯米酒。想想都是惨痛的教训,留给我家娃娃看看,尽量避免再犯。

为了支持家里喂猪,印象中,到了春天,我常常带着妹妹,去田里面拔猪草,那时候田里的野草很多,一到春天,花香四溢,有一种野草印象很深刻,不知道叫啥,反正是有十几个茎,像孔雀开屏一样的贴着泥土,开着小黄花,只要用镰刀平行于泥土,把根部切断,然后轻轻一挑,就可以自动掉落到身旁的篓子里。只是人蹲久了,也会感到腰酸背痛,等篓子满了,我就跟妹妹拿跟棍子,抬回家去。也经常在田里捡到鸭蛋,在河边碰上甲鱼。有一回从田里回来,去池塘边洗脚,结果妹妹掉进去了,我去拉,也跟着掉进去了,好在会一点狗刨式,碰巧有个邻居帮忙,两个人都被拉上来了。

母亲,不仅仅会喂猪,还很会捞鱼。那时候只要是下大雨发大水,母亲都喜欢带着我去捞鱼。她拿一长杆的渔网,我背着鱼篓跟在后面。有一次,我们在河边一个下水口,居然一网下去,捞了2条2斤多的鲤鱼。对于那时候物质匮乏的年代,简直是中了大奖人间美味。此外,我还跟着母亲,摸过田螺,跟着父亲,抓过青蛙,夹过黄鳝,纯粹是为了补充蛋白质的匮乏。由于我天生发育迟钝,十多岁身高才一米多,基本上就是比篓子高一点点,背上篓子后,走起路来,实在是滑稽。至今村上邻居还流传笑话,“威伢子,矮子矮,钓麻拐;双辉打电光,强四抓麻拐,威伍背篓子”。(双辉是我妈妈,父亲名字是乐祥,谐音强,绰号强四,村民们为了搞笑把我排行叫威伍)

母亲还有个特长,懂药材,能准确找到方圆三五十公里的药材生长地。不管是河边,还是山沟沟。药材的种类很多,比如水灯芯、叫子草、金银花、夏枯草、蔡兰叶(谐音)等等。小时候,我跟着走遍了附近几十里的山山水水,以至于后来我随便到哪里,都感觉轻车熟路,起因就在于小时候培养出来的方位感。等到我年纪大一点,我就敢带着妹妹出去独立自主开展工作了。大概是10岁左右,我们去隔壁村的大山上采药材,也没想到那年的药材特别多,我们两个一下午扯了100多斤的叫子草。由于没带扁担和簸箕,仅仅带了几根绳子,我们把那一大堆药草,扎紧到一起,就花了个把小时,连爬带滚才弄下山。到了平路上,两个人根本背不起,也抬不起,只能拖,又怕弄脏底层的药材卖不出去,找了半天,在路边草丛捡到一个烂的簸箕,垫到下面,减少了摩擦力,又让我妹妹拿跟棍子在后面适当撬起来,才迅速提高行军速度。快到村口,已经是晚上9点多,猛然听到我妈在对面田埂上放肆叫我和妹妹的名字。回到家,被我奶奶狠狠教训了一顿,还以为是被拐卖了。其实那天也确实是遇到了危险,只是我没说,现在还记得,在扎药材的过程中,我摸到一条蛇,冰凉冰凉的,马上缩回来,后来我用棍子撬开,看到一条黑白相间的长蛇,后来才知道叫银环蛇,剧毒。回想起来,真的是菩萨保佑。

小时候的这些事情,让我养成了勤劳刻苦的习惯,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已经懂得生活的不容易,已经明白赚钱不同意,意识到积蓄的重要性。我的父母,都没有足够的语言表达能力,平时也很少告诉我们应该怎样,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无形中对我潜移默化。我学会了我父亲的灵活机智大方,也继承了我母亲的朴实勤劳善良。感谢基因组合偶然性,我居然把父母的优点都继承下来了,而他们不足的地方,我却因为我所遇到的伟大时代,通过后天的教育得到了弥补,成为了大家印象中灵活睿智、敢想敢干、人缘颇佳、吃苦耐劳的80后,成了双峰第一家口腔医院-美美口腔医院的创始人。在家乡投资,我最大的愿景就是,让从长沙娄底汇集过来的口腔精英们,在双峰安居乐业,为家乡做好服务,让百万父老乡亲都有一口好牙。

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,向我的父亲母亲这一辈生在57-58年的一代人,表达一份敬意。你们在四五岁的时候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,饿过苦过,你们因为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错过了上学,你们因为家庭负担放弃了创业失去了成为富豪的机会,而今你们都已经步入60岁老年人的行列。你们勤劳几十年,早已经习惯每天都有事情干的生活,全然不知道自己都是老年人了。你们总觉得自己还能干,就多做点事情,多存点钱,不给后代留任何负担,还经常主动帮助邻里,希望别人不要像当年自己那时候那么苦。 这就是父辈们的善良,曾经苦逼过,现在宽裕了,帮助下周围的人,也是一种成就和感恩,感谢命运,感谢伟大的时代。

谨以此文,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,共和国建国69周年。在我们一代代人前进的道路上,难免有一些波折,难免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,但是只要我们这个民族,能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勤劳勇敢,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,不断学习,不断改进,我相信我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,我们的民族一定能全面复兴。


 

责任编辑: